当音乐化作枪炮——抗战红歌里，藏着一个民族最不屈的呐喊

  1931年秋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的炮火击碎了东北的宁静，一曲《松花江上》从流亡者的琴弦间流淌而出，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”，悲怆的旋律如泣如诉，却在结尾处陡然凝聚起“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脱离了我的家乡，抛弃那无尽的宝藏，流浪！流浪！整日价在关内流浪”的呐喊——这声呐喊，不是孤立的悲叹，而是一个民族在危亡边缘被唤醒的集体共鸣。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，音乐不再是风花雪月的点缀，而是化作了唤醒民众的号角、鼓舞斗志的钢枪、凝聚信念的旗帜。那些回荡在烽火中的抗战红歌，记录着中华民族最艰难的岁月，更藏着一个民族永不低头、永不屈服的精神力量。

红歌是唤醒民众的号角。

 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，山河破碎，民生凋敝。当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，“救亡图存”成为时代最迫切的呼唤，却因信息传播的阻隔、民众意识的蒙昧，一度难以形成全民共振。此时，抗战红歌以其通俗化、大众化的特质，突破了地域与阶层的界限，成为烽火中最直接、最有力的“音乐动员令”。

  在上海的街头巷尾，《救亡进行曲》的旋律总能迅速聚拢起人群。“枪口对外，齐步前进！不伤老百姓，不打自己人！”直白的歌词如同一道行动指令，将“抗日”从抽象的政治口号，转化为每个普通人都能感知的责任。1935年，聂耳为田汉的歌词谱曲而成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更是以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的激昂旋律，喊出了中华民族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决心。这首最初为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创作的插曲，很快超越了艺术作品的范畴，成为东北抗日联军、上海救亡团体、西北红军将士共同传唱的战歌。在北平，学生们举着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的标语，高唱着《松花江上》走上街头，泪水与歌声交织，让“收复东北”“保卫华北”的呼声穿透了国民党当局的封锁，唤醒了更多沉睡的国人。

  彼时的红歌创作者，大多是深入民间的知识分子与音乐家。冼星海曾说：“音乐不是为了娱乐，而是为了斗争。”他们走出象牙塔，到工厂、农村、军营中收集民间曲调，将《茉莉花》《走西口》等传统旋律改编为抗日歌曲，让红歌既有“救亡”的内核，又有“乡土”的温度。《松花江上》借鉴了东北民歌的哭腔，《到敌人后方去》融入了民间小调的轻快节奏，这些“接地气”的创作，让目不识丁的农民、工厂里的工人、街头的小贩都能随口哼唱，进而在歌声中明白“国家”与“个人”的命运早已紧密相连。正如当时的《新华日报》所评：“一首好的抗日歌曲，抵得上一营兵力。”红歌以“声”传情，以“情”聚力，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“抗战共同体”，让“抗日救国”成为全民共识。

  红歌是鼓舞斗志的钢枪。

  如果说在后方，红歌是唤醒民众的号角，那么在前线，红歌便是战士们的“精神补给站”——它能在饥寒交迫的冬夜里温暖冻僵的双手，能在枪林弹雨的冲锋前点燃胸中的怒火，更能在生死考验的瞬间，让战士们守住“宁死不当亡国奴”的信念。

  1937年冬，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，《八路军进行曲》的旋律便随着队伍的行军步伐响彻太行山脉。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”，铿锵的节奏与坚定的歌词，塑造了八路军“为民族解放而战”的英雄形象。在平型关大捷的战场上，战士们冲锋前高唱这首歌，枪林弹雨中，旋律成了“无声的命令”；在晋察冀根据地的雪夜里，炊事员挑着担子行军，哼着这首歌便忘了疲惫。后来，这首歌曲更名为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，但其内核里的“战斗精神”，早已刻进了人民军队的基因。

  在敌后根据地，红歌更是“以弱胜强”的精神武器。1938年，冼星海在延安窑洞里创作《黄河大合唱》，仅用六天时间，便完成了这部震撼人心的史诗。当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”的合唱声在延安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响起时，台下的军民热泪盈眶——这不仅是对黄河奔腾不息的赞美，更是对中华民族“压不垮、打不倒”的气魄的呐喊。在冀中抗日根据地，《地道战》的旋律成了军民协同作战的“暗号”：“地道战，嘿！地道战，埋伏下神兵千百万……”简单的歌词，既教会了群众如何利用地道打击敌人，又传递了“军民一心，其利断金”的信心。有老战士回忆：“打鬼子最苦的时候，口袋里揣着歌词纸，没事就拿出来唱两句，一唱就觉得浑身是劲，就觉得咱们肯定能赢。”

  战争的残酷，不仅在于肉体的摧残，更在于精神的折磨。当战友牺牲、粮食断绝、环境恶劣到极致时，红歌便成了战士们的“心灵铠甲”。在东北抗日联军的密林中，杨靖宇将军和战士们用树枝当笔、雪水当墨，在桦树皮上抄写《露营之歌》：“铁岭绝岩，林木丛生，暴雨狂风，荒原水畔战马鸣。围火齐团结，普照满天红。同志们！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。”这首由战士们集体创作的歌曲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记录了抗联将士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，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的艰苦，更彰显了他们“誓扫倭寇，还我河山”的信仰。红歌的力量，正在于它能将“音乐符号”转化为“战斗意志”，让战士们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依然能看到“满天红”的希望。

  岁月流转，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，但抗战红歌的旋律从未远去。它们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“文物”，而是记录民族记忆的“活载体”，是传承民族精神的“纽带”，在新时代依然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。

  红歌是历史记忆的“有声史书”。

 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，“抗日战争”或许是教科书上的文字、纪录片里的影像，但红歌能让历史变得“可听、可感、可共情”。当孩子们在音乐课上唱起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，“牛儿还在山坡吃草，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”的歌词，会让他们读懂“小英雄”背后的牺牲与勇敢；当《黄河大合唱》在音乐厅里响起，“保卫黄河！保卫华北！保卫全中国！”的呐喊，会让他们感知到“民族危亡”时的紧迫与悲壮。2025年，云南现代筝派艺术研究院举办“致敬抗战胜利80周年暨缅怀革命英雄《巾帼》音乐会”，一群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同志们穿着军装，用音画诗舞剧的形式演绎《我的祖国》，有年轻观众在观后感中写道：“以前觉得红歌‘老土’，但当我听到‘这是强大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…’时，突然明白了爷爷说的‘当年打仗靠的就是这股劲’是什么意思。”红歌以旋律为笔，将历史细节刻进年轻一代的心里，让“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”不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切身的认知。

  红歌更是民族精神的“传承纽带”。

  红歌中“不屈、团结、奋斗”的内核，与当代中国“攻坚克难、复兴图强”的需求高度契合。2020年特殊时期，武汉方舱医院里，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唱起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“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铁，这力量是钢”的歌声，驱散了恐惧，凝聚了信心；2023年，在川藏铁路建设工地上，建设者们在海拔四千米的隧道里唱起《歌唱祖国》，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”的旋律，成了他们克服高寒缺氧、攻克技术难关的精神动力。这些场景证明，红歌从未“过时”——当国家面临挑战时，它是“凝聚力”；当个人遇到困难时，它是“强心剂”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：“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。”抗战红歌承载的红色基因，正是中华民族在复兴路上“不畏难、不退缩”的底气所在。

  传承红歌，既要“守正”，也要“创新”。在艺术层面，专业院团不断探索红歌的现代演绎方式：中央歌剧院将《黄河大合唱》与交响乐结合，用恢弘的编曲让经典旋律更具感染力；歌手们用流行唱法改编《南泥湾》，让红歌“好听、好唱、好传播”。在教育层面，多地将红歌融入校园文化：有的学校开设“红歌故事课”，让老师讲解《松花江上》背后的流亡史、《八路军进行曲》的创作历程；有的学校组织“红歌快闪”活动，让学生在街头巷尾传唱红歌，让红色旋律融入日常生活。此外，新媒体也为红歌传承提供了新路径——在短视频平台上，“红歌挑战赛”“红歌手势舞”等话题吸引了上亿人次参与，年轻人们用自己的方式，让抗战红歌“破圈”传播。

  让红歌的呐喊永远激荡人心。

  回望历史，抗战红歌的“刀枪”属性，本质是民族精神的“硬度”——它不是冰冷的武器，而是炽热的信念，是“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”的骨气，是“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”的凝聚力。那些回荡在烽火中的旋律，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，成为中华民族“永不屈服”的精神象征。

 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，我们传唱红歌，不仅是为了怀念过去，更是为了汲取力量。当国际局势复杂多变、改革发展任务艰巨时，我们需要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中汲取“敢于斗争”的勇气；当面对技术封锁、卡脖子难题时，我们需要从《在太行山上》中汲取“攻坚克难”的决心；当追求共同富裕、实现民族复兴时，我们需要从《团结就是力量》中汲取“众志成城”的智慧。

  让抗战红歌的旋律永远回荡在中华大地上，让那声跨越时空的“呐喊”永远激荡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——因为这声呐喊，是历史的回响，是精神的传承，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与动力！

（作者：郑博淇，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武汉东湖学院特约研究员，云南现代筝派艺术研究院院长。）